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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忱 郝維彬

 通遼市位于內蒙古自治區東部，東臨吉林省，南接遼寧省，西面與赤峰市相接，西北和錫林郭勒盟相連，自古就是連接東北、華北地區的交通要沖，是北方少數民族成長、壯大的舞臺。有史以來，通遼市就是牧業經濟地區，是內蒙古東部區貿易的集散地，通遼市所生產的牲畜、皮張、硝堿等都是通過草原“商路”運往世界各地的；通遼地區也是外來商品的重要輸入地，當地居民所需的生活用品，也是通過草原“商路”輸送進來的。通遼市重要的交通位置使其成為內蒙古東部地區的貿易和對外交往的重要區，成為“草原絲綢之路”上的重要節點。

一、通遼市“草原絲綢之路”的種類

 據目前文獻記載和考古資料顯示，通遼地區的古代“商路”（也稱“草原絲綢之路”）主要有六種：即一般商路、貢道、茶路、鹽路及鷹路及水路運輸。在各個不同的歷史時期，這些“古代商路”時爾共存，時爾缺少一、二種，但是，它們都與我國古代己知的“草原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相銜接，是古代“草原絲綢之路”的重要組成部分。

（一）一般商道

 一般商道，是指一般生活用品的輸入通道，也是通遼地區土特產品的輸出通道。它與“草原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聯系最為緊密，因此，是通遼地區“草原絲綢之路”的主要部分。

（二）貢道

 貢道，是歷史上各朝代的附屬國及附屬地區向其宗主國、朝庭納貢的通道。“貢道”在通遼地區以遼代和明代、清代最為興盛。由于契丹興起于通遼地區，這里成為契丹族所建大遼國的政治中心。當時的西域、中亞諸國及周邊弱小民族都向大遼國朝貢，朝貢的時間、規模均已形成定制， 周邊地區如東北的高麗、中原的北宋、南唐、石晉等都向遼朝納貢。中亞的大食國、新疆的和闐、龜滋等地都向大遼國納貢。

 在元、明、清三代，“貢道”也未曾中斷。元代初期，通遼地區是東道諸王的分封地，東道諸王要向元大都（北京）、元上都納貢；明代時期，居住在通遼地區的兀良哈蒙古向明朝廷（北京）納貢。每次都有幾千或上萬匹馬輸入朝廷。特別是清代，清政府為哲盟四部十旗規定了“貢道”路線，科爾沁部各旗必須走喜峰口路進京，朝貢規模也是空前的，各朝代的朝貢物品匯集到朝庭后，堆積如山，有相當一部分被朝廷賞賜給附屬國或其它各民族，再進入“絲綢之路”流入世界各地。因此，貢道也是“草原絲綢之路”的一部分。

 朝貢過程中，附屬國或附屬民族往往將當地特產奉送于朝庭，朝庭再以金銀珠寶、布匹等回賜，表面看是地方或附屬國向朝庭的臣服之舉，實際上也是一種物質交換，是一種互通有無的貿易交往，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說，貢道也是商道，通遼地區的貢道也是“草原絲綢之路”的一部分。

（三）茶路

 茶路，這里專指古代向通遼地區運輸茶葉的通道。古代通遼地區各少數民族均喜歡喝茶，所喝茶葉多是磚茶，一些王爺貴族也喝一些名貴茶葉。因為本地區不產茶葉，必須從茶產地輸入，一些名貴茶葉要從福建地區經陸路或水路運送到營口再轉運到通遼地區。因此，茶路也是通遼地區在遼、金、元、明、清各朝代的一條特殊商路。

（四）鹽道

通遼地區不產食鹽，鹽又是生活必需品。以清代為例，鹽道主要有兩條：

 1、南鹽（海鹽）運輸通道：當時科左中旗東部和南部居民主要吃南鹽，南鹽運輸通道是從營口→葉茂臺→新民→到小庫倫（今庫倫鎮）一線。再由小庫倫銷往通遼各地。

 2、湖鹽（錫盟東烏旗“客吉淖爾”鹽）運輸通道：這是一條陸路鹽道，主要路線是：從額吉淖爾（錫盟東烏旗母親湖，東南行）→經王蓋廟（今烏拉蓋）→林東（巴林左旗）→天山（阿魯科爾沁旗）→到開魯。再由開魯銷往周邊各村屯。（待續）

劉忱 郝維彬

（五）鷹道

 鷹道：是遼代通往東北女真族地區索取海東青獵鷹的通道。大遼皇帝喜歡打獵，打獵用的獵鷹（海東青）都來自地處東北的女真部落，遼朝庭每年都派官員前往女真部落索取海東青，這種運送獵鷹的通道就是遼代的鷹道。鷹道有水路、陸路、冰雪河床兼用的特色。

（六）水路

 水路：主要是指遼河航道和勃海航道。在元代，一條是遼河航道，運輸繁忙，從三江口沿遼河而下進入渤海 ；再一條航線是經陸路到營口，從營口進入渤海，可到天津、北京、日本，朝鮮等地，這條航路與“海上絲綢之路”相接。

二、通遼市“草原絲綢之路”的形成、發展與衰落過程

（一） 通遼市“草原絲綢之路”的萌芽與形成

 早在8000年前，通遼地區開始有人類活動。5000年前，紅山文化、哈民茫哈文化（待命名）相互依存，共同發展，彼此有所交往。4500年前，扎魯特旗南寶力皋吐遺址，呈現出的“多元文化”并存的器物特征，表明其已經有了與外界交往的跡象。并且已經產生了相應的交往通道，因此這一時期（距今4500年前），可以認為是通遼地區古商道的萌芽期。

 到了距今3500年前左右，從庫倫旗夏家店下層文化墓葬中，在墓主人頸部、口中出土了40多枚中間穿孔的貝殼，穿孔貝殼就是貨幣——貝幣，說明當時已經產生了貨幣，（這是通遼地區已發現的最早貨幣）有了貨幣就有了交換。因此，在距今3500年前，通遼地區開始有了貿易活動，考古資料證實：這個時期，通遼地區“草原絲綢之路”已經初步形成，當時肯定有一條通往渤海獲取貝殼的通道。

（二） “草原絲綢之路”的興盛

通遼地區“草原絲綢之路”的成熟是從遼代開始的，遼、金、元三代是它的興盛期。

1、遼代是通遼市“草原絲綢之路” 的重要時期

 早在隋唐之際，契丹族在通遼崛起，契丹建國后，通遼地區歸上京臨潢府管轄，是遼國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區。今天在通遼地區遼代文物豐富。從出土文物和文獻記載看：遼代對外貿易發展迅速，商業發達，西到大食（今伊朗）、和闐、龜滋，東到日本都與遼國有貿易往來。

 當時，通遼地區商路四通八達，貿易繁榮。通過對歷史文獻和考古資料研究可知：當時通遼市已經有了固定的商道、貢道、鷹道、茶道和水路運輸。

（1）貢道和商道

 遼的朝貢貿易繁榮，據史載：當時，“高昌國、龜茲國、于闐國、大食國、小食國（新彊哈密東北石城子）、甘州、沙州、涼州等以上諸國三年一次遣使，約四百余人，至契丹朝貢”。北宋、南唐、石晉、高句麗等等四面八方朝貢不斷。貢品有：“（貢）玉、珠、犀、乳香、琥珀、碉砂、瑪瑙器、賓鐵兵器、斜合黑皮、褐黑絲、門得絲、怕里阿、褐里絲等等。”

考古發掘顯示源自中亞的玻璃器、琥珀等在通遼地區均有出土。

 近年，在通遼地區發現的遼代墓葬中，出土過很多中亞、中原的器物，如：1986年，在奈曼旗青龍山遼代陳國公主和駙馬墓中發現了7件玻璃器。

 2003年在吐爾基山遼墓中也出土一件玻璃高腳杯，這些玻璃器皿均來自當時的中亞，即今天的伊拉克、伊朗一帶。在陳國公主墓中還出土琥珀佩飾11組共2101件。

 這些琥珀也不產于本地，據考證：它們是從歐州波羅的海沿岸輸入的。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今天我們吃的西瓜，就是在遼代時，契丹人從中亞回紇人那里引種的。據宋代胡嶠在《陷北記》中記載：“始食西瓜，云契丹破回紇得此種，以牛糞覆棚而種，大如中國冬瓜而味甘。”再由遼朝經中原使臣帶入中原。

 通遼地區發現的上述產品和值物（西瓜）都是通過“貢道”和“商道”等“草原絲綢之路”運來的，當時，有大量通遼地區出產的珍貴皮張通過“貢道”和“商道”等“草原絲綢之路”銷往世界各地。（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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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通遼地區還出土過許多中原器物：如金花銀器、瓷器、茶葉等等，這些也都是通過“草原絲綢之路”從中原經當時的南京（今北京）、榆關（今山海關）運進來的，在陳國公主墓中還出土了許多新疆的和田玉器（見圖）等等。上述物品都是通過四面八方的“草原絲綢之路”輸入的。

遼代南唐時期越窯碗、陳國公主墓出土和田玉魚、來自唐朝的金花銀盤圖

（2）鷹道

 鷹道是遼時一條特殊的通道。由于契丹皇帝喜歡打獵，四時捺缽（皇帝四季打獵，通遼市科爾沁區在遼代時稱廣平淀，是遼代皇帝冬天捺缽和接見各地使臣的地點）和畋獵需要獵鷹，海東青就成為他們須臾不可離的“馴服工具”；據《契丹國志》載：“五國（女真部落）之東接大海，出名鷹，自海東而來，故名海東青。” 海東青產自五國（女真的剖阿里國、盆奴里國、奧里米國、越里篤國、越里吉國。五國，即當時的五個部落），契丹統治者打通了這條鷹路，向女真人強索海東青，又 “歲遣使者，稱天使，佩銀牌自別，每至女真國，遇夕，必欲美姬艷女，薦之枕席（必須讓女真部落的女人陪睡）。”

 《遼史》“貢鷹道”記載的“鷹路”，是從上京臨潢府（巴林左旗）→經扎魯特旗→前黃龍府（吉林農安）→五國部（黑龍江省）一線。《金史》載：“繼而，五國蒲聶部節度使拔乙門叛遼，鷹路不通”，則是正史中最早出現的關于“鷹路”地名的文字記載，也進一步佐證了“鷹道”是客觀存在的。

 考證得知：通遼地區的鷹路是從遼上京（今赤峰市巴林左旗）出發，經通遼市扎魯特旗，入黑龍江境內，沿松花江、黑龍江順流而下（水路），直抵黑龍江入海口鄂霍次克海、庫頁島，到達廣闊的大海和海岸嵯峨的山巖地帶——海東青的故鄉。冬天河水封凍，變成冰路，使臣們乘坐雪爬犁前行。

 鷹道是遼代一條特殊的商道，實際上也是一條貢道。后來宋朝的徽欽二帝“北狩”時，也是沿著遼國的鷹路到達五國城的。

（3）茶路

 契丹人喜歡茶，所飲用的茶和茶制品主要來自南唐和吳赿地區，茶是契丹與五代十國、北宋貿易的主要商品。北宋輸往契丹的茶多是餅茶和草茶，但也不乏名貴珍品，如建茶，團茶，乳茶等。這些名貴茗茶多產于建州，故稱建茶，建州治所在南唐時的建安，即今天福建省建甌。

當時，契丹茶道主要有榆關路（山海關）、松亭路、古北口路和石門關路四條通道。

 通往通遼地區的茶道主要有兩條：一是榆關路（山海關），從榆關至居庸關（北京）可以行車；二是古北口路，古北口路多是崎嶇山道，只能騎馬，西北各族往來和軍需供應，則用馬、駝。在古北口路有驛館，由民戶供給，稱“供億（驛）戶”。各地驛傳，多隨時征調營運，并無固定的制度。

（4）水路運輸

 在遼代還有水路運輸，遼朝海路交通主要通過渤海地區。由南京（今北京）向遼東運糧，當時南京（今北京）東面的薊州，有蕭后運糧河。“蕭后運糧河”即是：遼東→塘沽→新蒼→燕京（北京）。通過“蕭后運糧河”從渤海到遼東，再由遼東把糧食運到遼國中心區域，即赤峰、通遼地區。

 綜上所述：遼代交通發達，商道、貢道、鷹路、鹽路、茶路水路繁榮，商道、貢道、鷹道、茶道和水路運輸道路的固定，使遼代成為通遼市“草原絲綢之路”的重要時代。

 金朝是繼遼朝之后，女真族（滿族祖先）建立的政權，此時，遼代開創的“草原絲綢之路”繼續沿用。

2、蒙元時期，通遼市“草原絲綢之路”的繁榮

 蒙元時期是中外關系史上一個極為重要的時期，這個時期東西方陸路經濟交往，在“絲綢之路”貿易史上占有不容忽視的地位。（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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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蒙古帝國自窩闊臺大汗起開始實施“站赤”（驛傳）制度，當時主要基于政治軍事需要，更是為加強中央對邊遠地區的控制。“蓋以通達邊情，布宣號令”廣設驛站。驛站分陸站、水站兩種，以陸站為主。初建時全國驛站約1400余處，至元世祖時代，已超過10000處。國家簽發專為驛站服務的站戶亦達30萬戶以上。僅在東北地區，就設立了200多處驛赤（驛站）。驛站體系規模之大，在世界交通史上也是罕見的。驛路不僅一度橫貫歐亞，且蹄及中、西亞的察合臺、伊利汗國，形成了空前龐大嚴密的歐亞交通網絡體系。

 在元代，“草原絲綢之路”是通遼市對外交流和文化傳播的重要通道。與通遼有關的元代驛道是經喜峰口，到位于通遼市的庫倫旗驛安站。據《析津志輯佚》載：從北京通往通遼地區的驛路分二條：一條向正北至阿木哥大王府(呼倫貝爾阿穆古朗)；另一條向正東行至驛安（今通遼市庫倫旗）。

 驛安站位于通遼市庫倫旗，當時是一個較大的驛站，屬于樞紐站，也是貨物中轉站，通遼地區的貨物都是通過驛安站進出的，然后再由驛安站高各地分送，從驛安站通向各地的道路主要有三條路：一路通向東北及西伯利亞；一路是通西北的外蒙古；一路是通往陰山、天山去中亞和歐州。

 蒙元初期，通遼是東部諸王的分封地，表面上看，政治，經濟比較獨立，實際上和元朝庭聯系緊密，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乃顏叛亂平息后，東道諸王土地均收歸國有，統歸遼陽行省管轄（有的說是遼陽行省寧昌路），元政府在通遼設立了“折連卻呆兒官牧場”萬戶所，故址在今通遼市科左中旗敖包蘇木腰伯吐古城。

 折連卻呆兒官牧場是元代十四道官牧場之一，直接歸朝庭管轄，專為朝庭飼養牲畜，供其使用。當時，這些牲畜要運往元朝中心地區--元上都、元大都和中原地區，都要通過位于通遼市庫倫旗的“驛安”驛站。

 另外元代蒙古人喜歡喝茶，向通遼地區輸入的茶有磚茶和一些名貴茶葉，有的名貴茶是從建州輸入的，專門有茶路。

 除了陸路運輸之外，元代也有水路，蒙元時，遼河航運得到開發，遼河航道從入海口到三江口（或通江口）航運繁忙，通遼地區的土特產（牲畜、皮張、硝堿等）通過遼河航路與“海上絲綢之路”對接，銷往世界各地。元代水路從遼河出發，北可到黑龍江，南可抵朝鮮半島中部。

可見，從遼王朝興起，直至元朝滅亡這一時期，是通遼歷史上“草原絲綢之路”的繁榮期和黃金期。

（四）通遼市“草原絲綢之路”的發展

明清兩代，通遼市商業繼續發展，“草原絲綢之路”也得到發展

1、明代的“官貿”

 明代通遼地區屬兀良哈蒙古居住區，明庭在這里設立了兀良哈三衛，兀良哈三衛盛產馬匹，當時的貿易是用馬匹換取中原的鹽、鐵、布等生活必需品。貿易形式主要有“官貿”和“民貿”兩種。

 “官貿”主要是“朝貢貿易”和“馬市”，“朝貢貿易”就是用本地區所產蒙古馬等土特產品向明朝政府納貢，然后，明政府回賜給金銀珠寶和布匹等生活用品，表面上看是納貢，實際上也是一種不等價的產品交換，朝廷回賜物品往往比納貢物品多，朝貢屬于貿易的特殊形式。此外，明朝為了與蒙古互通有無，在位于明蒙邊境的開原地區開設“馬市”。通過馬市，雙方可換回各自所需物品。

 明初，在遼東，最早設立的馬市有廣寧馬市 （義縣團山堡），開原女真馬市（含鎮北關馬市、廣順關馬市），達達馬市（新安關東），撫順馬市（撫順城東）。明朝后期，又設寬甸馬市、愛陽馬市（鳳城）、清河馬市（開原后施家堡）。在上述遼東馬市中，開原地區就占其中四個，其中廣順關、鎮北關、新安關三馬市規模都很大。由此可說，開原地區是明代遼東最大的邊貿市場。（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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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朝的開原，地處九邊之端。西北有蒙古兀良哈三衛，東北有海西女真四部，東南有建州女真。開原成了邊防要沖之地。然而，明初朝廷在遼東近兩千里的邊境地區，陸續開設邊關邊市，增加了與各少數民族的經濟文化交往。

 據《開原圖說·控制外夷圖》載：“我若閉關，不與通，我布帛、鍋口、田器等項，皆彼夷日用所需，彼何從得；彼之牛、馬、羊及參、貂、榛、松等貨，又何所售。以此論之，彈丸開原，實諸虜（指少數民族）所資以為生。不但開原不當輕與虜（指少數民族）絕，即虜（指少數民族）亦不敢輕與開原絕。此事機也”。

 明朝的馬市由官府控制，管理很嚴。市易規定，不許攜帶武器。“只將馬匹并主產貨物，赴彼處委官驗收入境”。馬市必須按規定時日開市。最初規定，“開原每月初一日至初五日開1次”。后又規定，“每月初一日至初五日，16日至22日開兩次”。入市者，如持有明朝官府簽發的“敕書”，就會得到馬市官員的“通關優待”。

 遼北的昌圖、康平以西大片地區全被福余衛占據，號稱宰賽、暖兔等二十四營。福余衛是蒙古“兀良哈”三衛之一（另兩衛是泰寧、朵彥）。明時稱它們為外衛。福余衛雖屬游牧民族，但農業也在迅速發展，需要犁鏵等農具，還需要棉布、鹽、鐵鍋等生活資料。他們生產的牛、馬、羊、皮革，又無處推銷，所以他們要求明朝在開原西境開關貿易。成化十四年（1478年），明朝在慶云堡西，又開設達達馬市。“兀良哈”蒙古從通遼地區各地出發，經雙遼→四平→昌圖→開原一線。

2、明朝的“民貿”

 “民貿”是明蒙互市貿易的另外一個組成部分。參加交易的人多由蒙漢人民自發組成，除漢族商人、居民外，還有蒙古牧民、低級軍官和士兵，有時封建領主等上層分子也來參加。民市有定期和不定期民市，市上通遼地區的皮張、馬尾、毯裘、木材、硝堿和中原的鐵鍋和鐵制品主瓜、茄等蔬菜進行交換，呈現一派繁榮景象。

3.清代一般商路

 清代，大漠南北驛站相連數千里，戰時軍需運輸、情報傳遞，平時下達圣旨詔書、上報官吏公文等都靠驛站傳遞轉送，據《蒙古游牧記》載，內蒙古驛路凡五道：即喜峰口、古北口、獨石口、張家口、殺虎口。在康熙年間，蒙古大地驛站林立，僅喜峰口一路，經過喀喇沁、土默特、敖漢、奈曼、扎魯特、科爾沁、郭爾羅斯、扎賚特、杜爾柏特等20個旗，共19站。

古北口一路，經翁牛特旗、巴林、阿魯科爾沁、扎魯特、烏珠穆沁等6旗，共16站。

 由北京發往內蒙古喜峰口一線驛站，從開魯到魯北每90里有一站，其中西納郭爾特站就是今天扎旗烏力吉木仁蘇木境內的艾林營子，魁蘇布拉克站是今天魯北東南他本廟。因此，清代，通遼同北京的驛路發達，聯系緊密。驛路也是商路，也是貢道。一些商人運輸貨物也是通過驛路完成的，王公大臣們進京時所走的路也是這條。

 清代初期，對蒙地實行“封禁”政策，直到乾隆時還明確規定：“口內居住民人等不準出邊在蒙古地方開墾地畝，違者造例制罪” 。但是，“清政府為了利用喇嘛教麻醉和愚弄廣大蒙古人民，對政教合一的庫倫旗實行特殊政策，對政教合一的庫倫旗沒有實行封禁，先開商埠，限于兩頃地范圍內開放，內地漢人較早地進入庫倫進行商務活動”致使庫倫地區外來人口增多，商業發展。康熙初年己有漢族商人移居小庫倫做生意，康熙末年就己經形成牛馬市場，來哲盟的旅蒙行商基本上都以小庫倫為根據地進行商業活動，因此，小庫倫成為當時哲里木盟（通遼市）的商業中心。

（待續）

劉忱 郝維彬

 庫倫的旅蒙商（行商和坐商）運輸貨物的渠道主要以奉天為中心，有兩條商路：一條是由奉天經鄭家屯通向東部蒙古之路，一條是由奉天經新立屯、彰武、小庫倫通向東部蒙古之路。后者是從營口經奉天、新民、新立屯過彰武到達小庫倫（今庫倫鎮），再經小庫倫的行商（流動商販），把貨物銷往鄂爾土板（奈曼旗青龍山）等哲盟各地，行商們換取當地土畜產品后，返回小庫倫，再通過營口，運往韓國、日本等鄰近國家和地區。這種貿易一直持續到清末。

 小庫倫在清代和民國初年，是通遼市商業中心，主要表現是：它不僅是通遼百姓生活必需品的中轉站，同時也是一些土特產品的集散地：

 小庫倫建于明朝崇禎9年（1630年），清康熙初年，己有漢族商人移居這里作生意，開商埠，大小店鋪己有200多家，其中“占主要地位的是開貨店，其次是牛馬店，再次為皮貨行；從數量上講，雜貨鋪居首位，有100多家。所謂開貨店，就是批售外地輸入的布匹、日用百貨，并收購一切土特產品的商行。牛馬店主要經營蒙古人及撥子（收購商）收購上來的上來的牛馬買賣”

 小庫倫在東部蒙古地區主要起商品集散地的作用。每年春季開河，與錦州、義州等地商行聯合，派200組撥子（收購商人），前往呼倫貝爾、東西烏珠穆沁、東西扎魯特、札薩克圖、圖什葉騰、達爾罕、博王、賓圖、扎賚特、奈曼、翁牛特、巴林、阿魯科爾沁等各旗。每當出撥子（收購土特產品的商隊）時，前車己到距庫倫街70華里的嘎海山前，尾車還沒有出庫倫街，車隊蜿蜒于崎嶇的山路，仿佛一溜長蛇陣。撥子在商品集散過程中起著極積的重要作用。每年集散的各種農產品數量如下：瓜籽3000石（來源于奈曼）、麻籽5-6百石（來源于賓圖旗）、綠豆7-8百石（來源于賓圖旗）、吉豆3-4百石（來源于庫倫街附近）、大豆3-4百石（來源于庫倫街附近）、上述農產品均運往新民、奉天等地銷售。還有大量土堿上市，每年約有土堿45萬坨，面堿40-50盒上市，這些堿專門由奉天、新民屯、營口等地轉出。當時的庫倫街，商品齊全，許多百姓生活的必需品，在這里都有出售。就算是緊俏商品，這里也有供應。如清末民初，百姓用于點燈照明的煤油短缺，每年集散于小庫倫的煤油只有約500箱（每箱2桶，每桶15公斤）。行商們把這些短缺的煤油從小庫倫批發后再分銷通遼各地的。

 清朝中葉，通遼市食品業也主要由小庫倫的牛馬店、開貨店以及雜貨行經營或兼營。清后期，由于土地開發而出現了開發地城鎮市場，小庫倫食品的中心地位逐漸被鄭家屯、洮南等地取代。

 據《哲里木史志通訊》1984年第二期記載：歷史上，小庫倫以馬市聞名，曾有“日進斗金”之說。當時有兩個行業是頗讓人羨慕的，一個是在袖管里捏指頭撮合買賣的中間人，掙錢不費力；一個是“趕馱子”的，費力掙大錢。在秋季是庫倫馬市的旺季，馬市上，奉天、營口、錦州、義縣、新民、阜新、彰武、洮南、北平、天津等地的商人的購置軍馬的人紛至踏來。本地店主用特產蕎面合饹招待外地商人，蕎面合饹要用芹菜作鹵子。作鹵子的芹菜用菜刀切不過來，用鍘刀鍘，可見互市是何等的紅火。每年在小庫倫集散的牲畜約有：馬15000、牛25000、羊20000、豬2000、牛皮10000、羊毛150000斤；黑瓜子3000石、麻籽600石、雜豆1000石、土堿45萬塊、面堿2000盒、甜草50萬斤。 （待續）

劉忱 郝維彬

 民國和日偽統治時期，鐵路修通以后，通遼又成了草原上貨物、人員的重要集散地。1943年，日本從科左后旗的一個旗就運走黃牛一萬頭。民國時期，通遼經營口至渤海的商船就有三千多艘。

 清代小庫倫的商業還幅射到八仙筒等地，如民國前期，八仙筒第一家商號“廣生合”（該商號后來發展成八仙筒鎮的最大商號）就是小庫倫某商號設立的。從業人數近30人。庫倫旗王爺羅布桑林沁也經營店鋪，最大的為公玉成，當時為庫倫街最大的商號，在海拉爾、沈陽、開魯、奈曼都有分號，開魯鎮最早的商號“廣復興”、公玉隆都是其分號。

 庫倫街商鋪有一個特點，因當時顧客絕大多數是蒙古族，一般不懂漢語，所以各商鋪都有一至幾個蒙古族或懂蒙語的漢族店員。庫倫街還有行商近百家，俗稱“跑驢馱子的”。分兩種：一是生意大的，路途遠的，要幾家聯合，他們的銷貨地點是開魯、天山、魯北；另一種是跑單幫的。一家一戶趕著一個小驢，馭貨跑外做小買賣，他們多在庫化街附近活動。

此外，為倫街還有氈房 7家，裁縫鋪9家，鞋鋪2家、豆腐坊10家，粉房3家，屠宰場1 家。

 1907年（光緒三十三年），熱河都統廷杰奏清廷的一個奏折中稱：庫倫“毗連錦義，為奉熱互市之場，近來商務繁興，居民輻輳。”由此可知，當時的庫倫商業之繁榮，其影響之深遠，遠非其他旗縣可比。清代和民國初年，通遼市庫倫旗形成了商業中心，運輸貨物的商道是以沈陽為中心，從營口→經奉天→新民→新立屯→過彰武→到達小庫倫（今庫倫鎮）。這是當時的一般商路。

4.清代和民國時期，通遼地區除了一般商路外，還有貢道、鹽道和清帝東巡祭祖路等。

 （1）清代“貢道”：清代哲里木盟有四部十旗，每一旗都要向清政府納貢，并規定科爾沁部各旗的貢道是喜峰口，郭爾羅斯等其他各旗“貢道”走山海關。清庭規定“三年一朝貢”，后來由于哲盟所需鐵、布帛短缺，急需朝廷賜給，把“三年一貢”改為“一年一貢”，每年把通遼地區的土特產品送往北京，換回鐵、布等生活用品，這條貢道有兩條，一條走喜峰口進京，一條走山海關進京。

 （2）清末民初通遼市的鹽道：鹽道也是當時的主要商道，主要有兩條鹽道，一條是南鹽（海鹽）運輸路線，經營口→葉茂臺→新民→小庫倫；另一條是湖鹽運輸路線，即錫盟東烏珠穆沁的額吉淖爾（母親湖）鹽。錫盟東烏珠穆沁的額吉淖爾（母親湖）鹽場的鹽道共有三條，其中有二條是運往通遼開魯的，湖鹽運輸線路如下：

 A.額吉淖爾（東南行）→王蓋廟→哈拉蓋圖→哈日根臺→彥吉嘎廟（錫盟西烏旗罕烏拉蘇木，轉東南行）浩爾圖→土本畜洲→十三敖包→林東→天山→開魯。阜新、朝陽、魯北、庫倫是額吉淖爾鹽的主要銷售點。

 B.額吉淖爾（西北行）→西烏旗→林西→（東行）大川、平頂廟→巴林右（轉東北）古魯滿汗→巴林左旗→阿魯科爾沁→（120公里）→開魯。567公里。（西北行可達外蒙古大庫倫）

 C.額吉淖爾→喇嘛庫倫（東烏旗）→胡稍廟→王爺廟（烏蘭浩特。）這條道形成民國末，興盛于解放戰爭時期，是各廟聯絡的勒勒車道。可到達齊齊哈爾，白城子。西哲里木、吐列毛都、突泉、郭爾羅斯，哈爾賓、科左中旗地區。

（3）清帝東巡祭祖之路：清朝還有一條祭祀之路經過通遼地區。清朝祖制：皇帝要躬親謁陵祭祖、告慰成功。從康熙至道光近二百年間，清帝先后有康熙、乾隆、嘉慶、道光4位皇帝10次東巡祭祖，以躬親謁陵祭祖、告慰成功為名，出行東北邊疆，行鞏固北部“長城”之實。 （待續）

劉忱 郝維彬

 乾隆帝是滿清皇帝中東巡次數最多的一位，他于1743、1754、1778、1783年四次東巡，其中有三次巡狩經過科爾沁草原。1743年8月26日，乾隆皇帝帶著皇太后鈕祜祿氏、皇后富察氏及隨員等共12000多人，經敖漢旗→奈曼旗→扎魯特左翼旗（今開魯縣一帶）→科爾沁左翼中旗。一路上，數百名蒙古王公前來一路護駕，陪同乾隆行圍打獵。到達科爾沁左翼中旗達爾罕王府（舊址在今科左中旗花吐古拉鎮白音花林場）之后暫停小住，農歷八月三十（陽歷9月30日），正是他33歲生日，便在達爾罕王府舉辦33歲生日慶典。在這里，乾隆皇帝龍顏大悅，盛宴蒙古王公。在這次萬壽節（皇帝生日）上，科爾沁蒙古王公聯合向乾隆皇帝進獻了“九龍盒”即九九八十一盒食品。“九龍盒”的喻意在于九字，九是數目字中最大的數，古人說“天地之至數，始于一，終于九焉”蒙古王公以最大的數字向乾隆帝進呈食品，以表示祈祝皇帝萬壽無疆，永久統治。乾隆帝三次巡狩經過科爾沁草原之路，也是清際從京城通往科爾沁草原上一條重要的通道。沿途驛站，民舍較多，人員往來頻繁，除了官員外，也不乏商人，實際上這條路也是清代的商路。

（五）通遼地區“草原絲綢之路”的衰落

 光緒二十八年始，清廷提出“移民實邊”新政，實行官局放丈蒙地，進而于丈放地又形成了一些城鎮市場，如開魯，遼源（雙遼），通遼等，小庫倫商品中心的地位開始衰落。

 民國前期，蒙地開放，大量漢人流入，加之鐵路的修建，交通條件得到了改善，哲里木盟的商業快速發展。這時的商道主要依靠鐵路運輸來完成，通遼地區的“草原絲綢之路”衰落。當然，鐵路的走向多與草原絲綢之路是一致的。

駱駝車運輸隊

民國初年的運鹽車隊

 新中國成立以后，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通遼市與東西方的聯系更加緊密。海陸空聯合運輸貨物的局面正式形成。古老的“草原絲綢之路”最終完成他的使命，被淹沒在歷史的記憶中。

三、通遼市是“草原絲綢之路”的重要節點

 （一）通遼地處草原深處，牛肥馬壯，物產豐盈。這些物產需要外運，也需要換取本地區沒有的生活用品，互通有無，是產生商品交換的基本條件，有貿易就必然有貿易運輸通道。在草原上開辟商道就成為歷朝歷代人們的迫切需要，往哪里開辟商路，當然是向商品集散地開辟，有了商道，就有了草原特產的市場，市場就成為了草原特產集散地，通過商道，通遼又成了外來商品的輸入區。

 （二）通遼地區的商道同“草原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相接，是“草原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的一部分。通過上面考據論證可知，從遼代一直到清朝末年，通遼地區的“草原絲綢之路”，向西與龜滋國、于闐國、大食國、小食國相接；向北通往外蒙古、西伯利亞；向南通過經彰武、新民、沈陽、入營品，進入“海上絲綢之路”。

 因此，通遼地區的“草原絲綢之路”，與傳統的“陸上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是相互銜接的，是我國通往亞歐“絲綢之路”的重要組成部分。

 （三）通遼地區的土特產（馬，牛，羊，皮張等）通過“草原絲綢之路”銷往世界。同時也通過“草原絲綢之路”，把外地的商品輸送到通遼地區（大量的出土文物充分說明了這一點）。使亞歐大陸與草原相聯系，使東西方經濟相互融合。

 總之，通遼地區同“古絲綢之路”聯系緊密，即是“古絲綢之路”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古絲綢之路”運輸貨物的集散地，是“草原絲綢之路”的重要節點。

 復興“草原絲綢之路”能帶動經濟實力較為薄弱的北方草原地區，有望形成新的開放前沿。從2013年起開發“絲綢之路經濟帶”已上升為國家戰略，通遼市研究并納入“草原絲綢之路”開發體系，將使通遼市成為新時期連接東西方經濟貿易大動脈中一個重要的節點，將使通遼市容入亞太和歐洲兩大經濟圈，使通遼市的各項基礎設施建設得到全面提升，為通遼市的高速發展迎來新機遇。（完）